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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并非“想不开”那么简单
28岁的艺人乔任梁近日因抑郁症自杀去世的消息,震动网络。一时间,各种表达惋惜、遗憾的言论不绝于耳。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何这么一位家境好、颜值高、前途光明的演员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离世,“有什么想不开呢?”是一致的疑问。 在精神病专科医生看来,这些看法颇具代表性,“大众对于抑郁症的认知误区太多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全球范围内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16%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会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到2020年,抑郁症或将成为世界上导致死亡和伤残的第二大原因。保守估计,我国抑郁症约4000万人,这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寻求医生帮助。抑郁症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判断 我是不是得了抑郁? 明星任泉在微博上说,乔任梁生前曾问他“我要吃一把药才能睡觉,是不是抑郁症啊?” 什么是抑郁症?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何方红介绍,普通人说的抑郁症,其实是个抑郁综合症,带有抑郁的各种表现,如兴趣下降、情绪低落、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或亢进等等,需要符合一定的诊断标准。 如今网上很流行各种抑郁症自测量表。不过,在精神科医生看来,抑郁症量表只能作为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的一个评估,对公众来说,可以作为一种筛查参考,但诊断病情,需要专科医生。 抑郁症的诊断并不轻松。不像感冒可以抽个血化验一下,目前并没有可以诊断抑郁症的特异性检查项目。国内比较主流的诊断标准包括中国自己的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欧洲的ICD10和美国的DSM-V。 “通俗来说,抑郁症的诊断除了症状标准,还有病程标准,如要持续两周以上,以及严重程度标准,如患者自觉很痛苦,生活、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的念头或行为。另外,还有一个排除诊断标准,需要对病人抽血化验,排除躯体疾病问题。” 何方红介绍,有些病人对抽血化验很抗拒,认为医生一上来就“大检查”。其实,某些躯体疾病会继发抑郁,甲亢或甲减等内分泌疾病、肿瘤早期等都可能导致病人出现情绪障碍。“排除性诊断可以帮助区分抑郁的病因,是合并躯体疾病,还是单纯性的抑郁,从而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追因 我为什么会得抑郁? 对抑郁症的认知羁绊着我们的行为。虽然被朋友圈里有关抑郁症的文章刷屏,35岁的广州白领李申(化名)对抑郁症的认知仍根深蒂固:就是“想不开,容易走极端。” 何方红指出,把抑郁归结到个人性格上去,这是个比较常见的认识误区。不仅旁人,患者家属也经常误解:“这人怎么这么脆弱”“很没有用”“想太多。” “固然说,性格相对内向、平日想法偏消极的人抑郁的几率会高一些,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一个人得抑郁是因为性格不好。事实上,很多看起来外向乐观的人也同样会患抑郁。”在门诊,何方红经常需要跟家属解释,“抑郁不是因为担心太多、想出来的,其实是病人脑子里有生物学基础的细胞功能紊乱存在,不这样想都不行。病人本人也控制不住。” 65岁的陈女士对此深有感触,“发病时,脑子里就像一团糨糊一样,转不起来,连打麻将都觉得困难,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要开心点,生活这么好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可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潘集阳教授表示,抑郁症并非单纯心理问题,而是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器质性疾病。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海马体会出现萎缩,但通过药物治疗,这种萎缩有可能被减缓或逆转。心理刺激也是抑郁症发病的一大诱因。 事实上,抑郁症的病因至今在医学界仍是未解之谜。有研究发现,抑郁跟身体的炎症状态相关。“抑郁的患者,免疫系统里面的淋巴细胞数量、NK细胞(杀死癌细胞等入侵者的防御性细胞)数量会降低。很多抑郁症患者容易感冒,把抑郁症控制好,患者的免疫功能可能会好一些。已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患癌风险也会比较高。” 可以肯定是的,抑郁症的病因非常复杂,涉及多生物、心理以及外部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比较一致的共识是,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脑细胞神经递质功能紊乱,从而产生了抑郁的临床表现。此外,人体内分泌轴的紊乱,也会出现抑郁的症状。”何方红介绍。 抑郁症对女性有偏好,相对于男性来说,发病率是2:1。这跟女性一生要经历经期、孕期、更年期等激素大起大落的波动有关。抑郁症不分年龄,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长期慢性疾病缠身的老人抑郁患者有增多的趋势。有数据显示,抑郁是帕金森的一个非运动型症状,1/3的帕金森病人伴有抑郁;老年痴呆的病人,20%-30%早期也会有抑郁焦虑的表现;而中风的病人中,起码1/2-2/3会发生抑郁。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很多抑郁症患者只关注自己的躯体症状,忽视了背后存在的心理精神问题,导致延误治疗的案例非常之多。 治疗 该如何应对抑郁症? 与认为抑郁症只是“想不开”一样,很多人也认为抑郁的人“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就可以恢复。其实,抑郁症的治疗远没有这么简单。对于只是抑郁情绪的人群来说,自我开解、参与社交活动、心理治疗等或许都是良方。但真正的抑郁症治疗,通常需要药物的帮助。 一个抑郁病人如果同时有甲亢,抑郁治疗时没有同时治疗躯体疾病,治疗效果会大打折扣。一个双相抑郁的病人,发作时除了通常的抑郁表现,有时会表现出好得过分、亢奋、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如果未加分辨,越用抗抑郁药,这类人的抑郁反而会更严重。 虽然抗抑郁药属于精神类处方药,但实际上药店也能买到。何方红提醒,“不能觉得自己抑郁了,就翻查资料自行诊断买药服用,一定要找专科医生鉴别诊断。” 抑郁症被比作“心灵感冒”,很多人也因此认为,抑郁跟感冒一样,症状消失了就该停药。何方红指出,抑郁症一般用药2-3个月就能发挥作用,病情缓解,患者感觉我都好了为什么还要吃药,结果停药三个月、半年,又发作了。“其实应该知道的是,抑郁症是慢性病,有脑功能神经递质的紊乱,第一次发作时,3个月病情缓解后,还要继续用药9个月到一年巩固,再逐步减药,整个疗程要持续一年半,才能真正完全停药。一般来说,抑郁症有50%的几率会第二次发作,所以为了预防复发,用药疗程一定要够。如果第二次发作的话,服药就要持续3年以上。如果发作3次,几乎就要终身服药。” 有30%的抑郁患者,服用抗抑郁药物效果并不好,被归于难治性抑郁。对于这类患者,还可以采用物理治疗,比如经颅磁刺激治疗、生物反馈治疗,更严重的患者还有改良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等。 何方红指出,很多抑郁症患者,在面对外部环境刺激和变化时,存在应对方式的问题。因此,预防抑郁症复发,除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也很重要,家人、朋友的关心陪伴都很有用。美国很强调运动疗法跟光照疗法,对于不能用药的孕妇患者,就采用光照疗法。“保持充足睡眠,规律作息,生物钟正常运转,也不容易犯抑郁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的患者病情复发后,不愿去医院重新开药,却自行按照旧的处方上网买药服用,容易带来严重后果。例如黛力新,是目前精神科已经不主张用的老药,它是一种很小剂量的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类药合成的复方制剂,治疗轻度焦虑起效比较快,不良反应也比较小,但并不能彻底缓解疾病。有精神专科医生指出,该药在原研产地已经停用,但国内还在大量使用。“这种药物不能连续服用超过3个月,长期用药会导致体重增加、药源性帕金森综合征等不良反应,而且这种椎体外系不良反应不可逆。专科医生一般都不用这个药。” 误区 抑郁只是“心病”? 60多岁的王云(化名)要照顾中风后行动不便的老伴,经常感觉压力很大,自己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胃不舒服,总感觉上腹胀闷,睡眠也不好,人很容易烦躁”。在消化科做了肠镜、胃镜,只是浅表性胃炎,没有发现其他明显的病变。吃了一个多月的胃药,症状也不见好转。消化科医生转介王云去精神科,王云很不理解,“我这胃病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病医生?!” 事实上,王云正是情绪障碍导致的躯体疾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王云的生活质量大为好转,但由于独自照顾老伴的压力仍在,外部刺激不能消除,王云无法停药,也难以彻底摆脱抑郁的困扰。“每次老伴病情一有状况,她的饱胀感就会重现。” 忽视情绪问题,只关注躯体疾病,是很多患者的误区。广州市脑科医院科研团队在一家大型综合医院门诊筛查曾发现,约有12%的门诊患者有抑郁焦虑障碍。这些病人转辗于心内科、消化科等多个科室,找不到病因。 何方红告诉记者,对抑郁症的认识误区,也导致患者对抗抑郁药物存在“恐惧感”:这种药是不是越吃越傻?记忆力越来越差? “其实,抑郁症本身就有脑功能的紊乱,时间久了以后,几乎都有注意力分散、记忆力不好等问题。但病人通常只关注躯体症状带来的痛苦,没有注意到认知功能的问题,等躯体症状好转后,改善缓慢的认知功能问题凸显了,就以为是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何方红指出,其实抑郁发病时已经带来认知功能的损害,药物并不会“越吃越傻”,相反,这些年有研究显示,抗抑郁药物有一定神经保护作用。 当然,抗抑郁药物存在不良反应是事实。比如,刚开始服药阶段会有口干、口苦、昏昏沉沉、便秘等副作用,一般在服药2周或一个月后会慢慢适应。而长期用药的不良反应主要体现在体重增加、出汗较多、性功能障碍等方面,随着停药或减量,这些不良反应都是可逆的,会好转。 此外,何方红指出,有的抗抑郁药可能会导致心电图QT间期改变,因此需要在诊断时就做一些检查。一般在做排除诊断检查时,除了排除一些内科疾病,医生还会了解患者的肝肾功能和心电图等情况。很多患者看了药品说明书“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非常紧张,认为抗抑郁药物会导致肝肾损伤,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大部分药物经过肝肾分解代谢,会加重肝肾负担,但如果肝肾功能正常的患者,则可以放心使用。
病症在"身",病根在"心" 如何诊断...
抑郁症只要治疗及时,大多可临床痊愈,但目前我市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不足10%—— 【主】不能忽视的“心灵感冒” 株洲日报/株洲新闻网9月21日讯(记者刘琼 通讯员 王家明)近日,男明星乔任梁的突然离世,让抑郁症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9月19日,记者走访市中心医院临床心理科发现,该科室去年的门诊量约为1.1万人,其中近四成为抑郁症患者。而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不足10%。 【数据】一年接诊1.1万人,约四成为抑郁症患者 9月18日上午9点,刚上班不久,市中心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汤信海就被叫去参加一场紧急会诊。 原来,一位6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不久前接受了卵巢切除手术。这场手术非常成功,可在术后,患者反复称自己“痛不欲生”,且曾两次企图割腕自杀。 “这是典型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经过一番细致测验,汤信海很快找到了“根源”。 “抑郁症已不能被我们忽视。去年我们科室的门诊量约为1.1万人,其中约四成为抑郁症患者。”汤信海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二大致残疾病。目前,全球约有3.5亿抑郁症患者,而我国抑郁症患者约有9000万,每年约有2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 【根源】病症在“身”,病根在“心” 有人说,抑郁症是一场心灵的感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抑郁症患者更愿意表现身体上的痛苦,而非感情困扰。 “患病的时候,我感觉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舒服。”回忆起自己患病时的情形,家住醴陵的陈深(化名)表情凝重,眉头紧锁。 陈深是个生意人,由于这两年资金周转困难,他的生意出现了问题,也就从那时开始,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了变化。 “我感觉胸闷、头痛,四肢无力,像是得了‘绝症’。”陈深陷入了无尽的惶恐中。在家人的陪同下,他辗转多家大医院的心内科、神内科、消化科等,也没查出原因,可他就是感觉身体不适。 “他是因抑郁障碍导致的躯体不适。”汤信海说,像陈深一样,我国抑郁症患者更愿意表现身体上的痛苦,而非感情困扰。尤其是老年人,看病时往往强调“我头疼,血压高,睡不着觉”,很少说“我伤心,天天哭,很郁闷”等。 “临床上,一些头、颈、腹、背、关节疼痛的疾病,其实病根在‘心’。心理问题躯体化的疾病,医学上称为‘心身疾病’。”汤信海表示,精神障碍常常与躯体疾病共存,交互影响。 【现状】非不治之症,就诊率却不足10% 9月19日凌晨,天元区大岭社区某小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年轻女子坠楼身亡。知情人士反映,该女子疑似患有抑郁症。 “抑郁症并非不治之症,只要治疗及时,75%的患者在2年内可达到临床痊愈,90%的患者会对至少一种抗抑郁药或合并治疗干预有效。”面对这场悲剧,汤信海无奈地说,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主动就诊的抑郁症患者较往年有所增加,但仍不足10%,不少患者就医时,已经达到重度抑郁。 抑郁症就诊率为何如此低?在汤信海看来,这与人们的错误观念密不可分,不少人讳疾忌医,甚至将“抑郁症”等同于“精神病”,有着极深的“病耻感”, 【措施】不歧视、多陪伴,及时就医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曾说过,“抑郁症离我们很近,近得就像我们的亲兄弟。” 面对抑郁症,我们该如何应对? 汤信海建议,作为当事人,当感觉自己需要帮助时,要大胆向亲友倾诉、寻求支持,缓解不良情绪;通过适量运动放松心情、充实生活,逐步调整自己;最重要的是积极求助专业机构,及时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 作为抑郁症患者家属,不要歧视患者,要做好陪伴和支持,鼓励患者多参与社交活动。 【相关链接】如何诊断是否抑郁? 诊断是否患了抑郁症,要以心境低落为主征且持续至少2周,在此期间至少有下述症状中的4项: 1.对日常生活丧失兴趣,无愉快感; 2.精力明显减退,无原因的持续疲乏感; 3.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 4.自我评价过低,或自责,或有内疚感,可达妄想程度; 5.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显著下降; 6.反复出现想死念头,或有自杀行为; 7.失眠,或早醒,或睡眠过多; 8.食欲不振,体重明显减轻; 9.性欲明显减退。
23%企业的员工每月加班超80小时 ...
去年4月,刚从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桥进入日本著名广告公司电通从事网络广告业务。仅仅8个月之后,就因不堪沉重的加班压力,选择自行结束了24岁的年轻生命。近日,日本劳动标准监督机构认定,高桥的自杀属于工伤。在自杀前的一个月里,其加班时间超过105小时,导致患上抑郁症。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的“过劳死”问题30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日本社会。日本政府10月7日通过的首部《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中提到,根据厚生劳动省对1万家企业2万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显示,2015年正式员工月加班超过80小时的企业占23%。其中,有32.8%的受访员工认为,自身积累的疲劳度“很高”和“非常高”;45.6%的受访者认为“睡眠时间不足”。按行业来看,加班最多的是“信息通信业”,占44%;“学术研究、专业技术服务业”为41%;“运输业、邮政业”为38%。平均每月加班时间超过45小时的企业中,“运输业、邮政业”最多,达14%。 《白皮书》还显示,“过劳死”的工伤认定困难重重。厚生劳动省2015年度认定的包括未遂在内的过劳自杀只有93起。而警察厅和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因工作问题导致的自杀达2159起。 劳动时间长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高。日本员工每年工作时间超过2000小时,而德国为1300小时,法国为1400小时。但日本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在七国集团(G7)国家中最低,2014年日本每个员工每小时产生的附加值为41.3美元,只有美国的六成。 “过劳死”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关注。1988年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每周劳动时间原则上为40小时,同年全国开通“过劳死”咨询热线。2005年日本修订《劳动时间设定改善特别措置法》,不仅敦促企业缩短劳动时间,还通过采取灵活工作方式、平衡员工生活与健康等多种措施改善劳动条件。2014年11月,日本正式实施《过劳死防止法》,规定解决“过劳死”是中央政府的职责。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解决“过劳死”问题要改革以劳动时间决定报酬的制度,更加重视劳动效率和成果。日本国会正在探讨“工作方式改革”,鼓励企业通过在家办公、弹性上班等方式,让员工兼顾工作与生活。